1955年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一千多位解放军将领获得了“开国将军”这一荣誉，其中井冈山红军出身的将领占据了显赫地位。在十大元帅中，井冈山籍的将领便占了五席，此外还有3名大将、15名上将、21名中将和12名少将，也都出自这片红色沃土。这些人通过选择了正确的道路，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成为历史的丰碑，深受后人敬仰。然而，并非所有人都能见证胜利的到来，井冈山“五虎将”中的王尔琢、张子清、黄公略和伍中豪四人，无一不是死于战斗或被叛徒所害，实在令人唏嘘。另有一位职务更高的将领，也未能见证胜利的那一天，但他并非烈士，而是叛徒——这便是余洒度。

余洒度，湖南平江人，和张震、付秋涛、刘志坚、钟期光等人是同乡。他出生于1908年，年仅比林彪大了一岁，但显然，余洒度在军旅生涯中的早期进展显得更加迅猛，取得的成就也更加显赫。不同于林彪是黄埔四期的学生，余洒度毕业于黄埔军校的第二期。早在军校期间，他便展示出过人的才华，课堂上他常常提出独到的见解，频繁发言，深得教官们的赞赏，逐渐引起了时任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注意，最终被发展为中共党员。余洒度的才华出众，起点远高于林彪。

初入军校时，余洒度被留下担任学生大队的负责人。而林彪在1926年报到时，已经随叶挺独立团北伐到武昌，被任命为警卫团第一营营长，然而他的性格内向，课堂上不善发言，课下沉默寡言，鲜少受到关注。尽管林彪有才，但在校时并不显眼，直到他毕业后才进入叶挺独立团，担任见习排长。相比之下，余洒度的军事能力显然更为出众。黄公略与林彪不同，他早在1922年就与彭总一起考入湖南陆军讲武堂，1923年便开始从军。虽然他与余洒度在1926年都进入黄埔军校，成为三期生，但在1928年平江起义前，他也仅仅是一名营级军官。由此可见，余洒度的军事素质确实不一般。

尽管黄埔三期的名将较少，只有戴安澜和王耀武较为知名，余洒度却在20岁时就已成为江西省防军暂编第一师的师长，并在南昌起义时担任了重要职务。相较之下，起义时能指挥部队的毛泽东、陈毅等人，其实际指挥能力也仅限于一个团级，林彪更是只是一个连长。余洒度凭借出色的军事才能，成为了秋收起义后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的师长，位高权重。

然而，尽管在1927年，革命力量仍处于低谷期，且我党领导的武装力量不足万余人，远逊色于国民党的庞大军队，余洒度仍然勇敢参与起义。尽管局势堪忧，但革命者的坚定决心和斗志成就了井冈山革命的起点。然而，令人遗憾的是，正是这样一位曾深得信任的将领，最终背叛了革命事业。

秋收起义时，革命军的力量明显薄弱，参加者中不乏流氓、土匪等，且多数为农民，装备简陋，战斗力远逊色于南昌起义的队伍。在进攻长沙的计划中，革命队伍的一个成员——土匪头子邱国轩临阵倒戈，造成了进攻的失败，革命力量不得不改变策略，转而向敌人兵力薄弱的农村进军。毛主席提出的这一新策略遭遇了余洒度的强烈反对，他坚持认为革命军应像苏联共产党那样，首先占领大城市，夺取全国政权，然而毛主席的观点最终获得了大家的支持，起义队伍决定向湘赣边界的农村进军。

随着战局的变化，毛主席决定对部队进行改编，余洒度被免去师长职务，转为普通干部。在这样的背景下，余洒度的革命意志开始动摇，对井冈山的艰苦生活产生了疑虑。最终，余洒度在1927年10月12日选择了逃离部队。当时，他并未立刻投向国民党阵营，而是去了上海，向党中央汇报工作。不久后，面对上海的繁华与诱惑，他迷失了方向。

当时，革命形势愈加严峻，红军只能在山中与敌人周旋，眼看着党内并无太多出头之日，余洒度产生了离开党组织的念头。1930年，他加入了反蒋的黄埔同学革命会，但该组织很快解体，余洒度彻底堕落。1933年，他投靠了国民党，并开始在国民党军队中谋求职务。然而，余洒度的叛变并没有带来任何实质性的成果，国民党高层对他并未给予重用。他被任命为国民党第61军政训处少将处长，但由于他没有提供有价值的情报，甚至被同僚冷嘲热讽，逐渐陷入自暴自弃的境地。

更为堕落的是，余洒度在这一时期开始从事走私烟土的勾当。利用职务之便，他赚取了丰厚的利益，沉浸在奢靡的生活中。然而，他的行为终究未能逃脱法网，1934年，余洒度因贩卖大烟被军事法庭判处死刑，结束了他充满悔恨的一生。年仅36岁的余洒度，曾一度被视为革命的栋梁，却最终沦为叛徒与毒贩，令人感叹命运的无情与悲剧。